Nothing But Net

當我在1992年遇到馮波的時候，他正和一位可愛的女孩海蒂交往。他們是在加州的日式燒烤餐廳Robata Grill工作時認識的，當時她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唸社會福利。馮波在餐廳業界的名聲很複雜，他經常被開除，但總是會再被僱用。有一次一位顧客羞辱了一名女服務生，馮波跟著那個顧客到外面，並用連珠砲的話語辱罵他。經理將他拉到旁邊說，「我很敬佩你的俠義行為，但是你被開除了。」

海蒂非常地聰明，而且總是泰然自若，同時也擁有敏銳和細膩的判斷力。她有大公無私和寬厚仁慈的好心腸，是你可以絕對信賴的（馮波的確如此）。海蒂有著深棕色的眼睛和齊肩的秀髮，身材十分纖細，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遇見她，改變了馮波的一生。「當我十八歲到這裡時，我覺得我陷在一萬五千英呎的水面下。年復一年我不停地掙扎－拚命地劃、劃、劃－但是當我遇到海蒂時，我感覺終於浮出水面，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他決定要回到中國，但是為了海蒂和她的家人，馮波覺得更有理由留在美國。
在他們交往兩個月後，馮波和海蒂訂婚了，同時也搬去和她的父母一起居住。在中國，和父母親同住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所以對馮波來說也是一個合理的安排。海蒂的父母親很快就喜歡上馮波，因為他不但會替他們做菜，還經常熬夜和他們一起討論政治和經濟。而且和海蒂的父母親一起住，也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金錢。1993年初，海蒂慫恿馮波回中國看看，因為他已經有五年的時間沒有見到他的父母親。他們的存款不夠支付這趟旅程的費用，所以他只好賣掉了最值錢的財產－一輛白色的福斯金龜車，這是他住在洛杉磯的一個親戚給他的禮物。
前往中國的途中，他們在日本稍做停留，在那裡他們遇到了馮波童年時的朋友沈保軍，現在他在東京工作和生活。當他們獨處時，沈保軍偷偷地塞了一個裝有兩千美元的信封給馮波，而且送給他一部最新型的攝影機。「繼續追求你的夢想，」沈保軍說。當馮波想要把錢還給他時，沈保軍透露說他所賺的錢－非常、非常的多－是替日本的黑手黨經營賭場而來的。
馮波的父母親渴望看到他們的兒子和他的未婚妻，他們只有從馮濤那裡聽說過。他們知道她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一個很親密的家庭，她的家人也欣然接受馮波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事實上，當海蒂和馮波在氣候惡劣的冬天到達北京時，馮之浚給了海蒂許多見面禮，董麗惠也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大餐。他們用手語和簡單的英文溝通，但是他們的交談有些困難，特別是因為馮波是一個很沒有耐心的翻譯人員（馮之浚向海蒂說了十五分鐘的話，但是經過馮波的翻譯後，只剩下一兩句話）。
有一次，當海蒂和董麗惠一起到戶外市場時，馮波五年來第一次和他的父親面對面討論他的人生。馮波說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段對話。馮之浚勸馮波留在美國繼續培養自己的能力，他小心翼翼地說，「找出你的天職。」他說，「你的機會在國外，中國需要鼓舞人心的理想，但是必須來自沒有遭受孤立和妨礙的地方。」馮波告訴馮之浚天安門事件後他所感受到的挫折，他希望能夠回到中國，用有意義的方法貢獻所學，但是馮之浚說，「我對你完全有信心，當你準備好的時候，你會回來的。」
馮波帶海蒂去杭州觀光。坐火車到達杭州車站後，他們乘坐計程車遊覽這個城市最美麗的湖泊，湖面上的顏色彷彿是遠古時期留下的層層虹彩，湖邊的垂柳也成了最奢華的裝飾。計程車在新新飯店將他們放下，但是因為他們缺少一張結婚證書，所以沒有辦法進入飯店。這是文化大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弊病，旅館和賓館需要一份正式的文件才能讓客人居住，未婚夫妻當然也是被禁止同宿的。他們無法支付兩個房間的費用，所以別無選擇，只好回北京。因為下一班火車要三個小時後才開，所以馮波雇了一輛黃包車，在楊柳樹下繞著湖打轉。他們一邊聊天一邊看著天上數不盡的星星，以及船上紅色的燈籠，搖擺著航向深色的水中。
在北京，他們乘坐敞篷貨車到壯麗長城的頂端，也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在紫禁城內散步。紫禁城是文化大革命後少數存留下來、古老中國的回憶之一（文化大革命時期，總理周恩來派遣軍隊保護紫禁城，才沒有遭到紅衛兵的掠奪。這是紫禁城能夠倖免於難的主要原因）。馮波也帶海蒂參觀上海，在那裡，經由馮之浚的一個朋友介紹，馮波認識了一個從台灣來的商人，他對於發展浦東地區的不動產很有興趣。馮波因此得到了一份為期三個月的工作，主要是協助對方瞭解馮波的故鄉－包括勘察地點及洽談交易事宜。
馮波從未對做生意感到興趣，他說他的家人有一點看不起這個行業。然而，他希望這份工作能夠讓他賺到一些錢，同時也能夠早點瞭解他離開的這五年間，中國究竟有些什麼改變。工作，和所認識的每一個人交談，觀察日益開放的文化，馮波說，「我領悟到有些事情必須先完成：中國需要重建。我不清楚我的角色，但是我看到了中國最基本的需求：堅固的建築物、優良的水質、穩定的電話線路和公路。」儘管從沈保軍那裡拿到最新的攝影機，他還是覺得他已經準備好放棄藝術一途。「回到中國，是我放棄追尋藝術的主要原因，」他說。
三個月後，秋天來了，北京主要街道上的李樹和櫻桃樹花朵盛開。海蒂回到加州，順利地從柏克萊畢業，同時在大學的公共服務中心找到一份工作。馮波隨後也很快地回到加州，他們在四月結婚。
海蒂的母親把家搬到了索諾馬郡（Sonoma County）的小鎮潘葛洛夫（Penngrove），婚禮就在那兒舉行。新家位於長滿綠草的山頂上，視野十分良好。海蒂和馮波邀請了好幾十位朋友，海蒂全家人都來了，還有帶來許多隻狗，牠們的頸部都圍著塑膠製的圓錐形罩子，以防止抓壞客人的衣物（她的繼父是一名獸醫）。馮波的客人名單包括了馮濤，他剛取得應用統計學博士的學位，會從加拿大飛過來；當然還有王安琴。他的父母則無法負擔這趟旅程的費用，所以只能用傳真祝賀這對新人。
海蒂的父親是一名證券經紀人，介紹馮波給一位有興趣在中國推廣Visa卡的商人認識（在中國使用信用卡的人數非常稀少，Visa想要在1990年中期開拓中國市場）。在這個非正式的會面中，馮波得到了一份工作，教導他的同事對中國的認識，翻譯、介紹、協助洽談交易和檢查合約內容。這件事來得相當突然，他從來沒有接受過做生意的訓練，最多只有那次在上海的短暫工作經驗。但是靠著馮波與生俱來的天份，他快速地學習而且立刻就上手。馮波所提出的建議是根據在他對中國的認識所建立的基本的邏輯上。他也開始閱讀有關商業的書籍。「做生意就是一種邏輯，」馮波說，「邏輯和直覺。」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從商，但是他說：「我第一眼就愛上它了。」
在馮波從事推廣Visa卡這項工作時，他在1994年遇到了山帝．羅伯森（Sandy Robertson）。這個人是加州矽谷的傳奇人物，同時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投資銀行公司羅伯森史帝芬斯（Robertson Stephens）的創辦人之一。這家公司投資了許多高科技和生物科技新興產業，包括Sun Microsystems、Applied Materials、Dell Compu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Compuware、Intuit、Pixar、Excite和AOL，全部的金額超過七百三十五億美元。「和其他的投資銀行家相比，羅伯森幫助了更多的風險資本家，同時也成就了更多的交易。」烏達揚．古塔（Udayan Gupta）在他的書《創業投資這一行》（Done Deal）中寫道，「他代表著銀行家應該擁有的企業家精神，特別是在和風險資本家及以冒險事業為主的公司合作時。」這次的會面對馮波來說很幸運。「現在到中國還嫌太早，」他解釋說，「但是思考中國的未來則不會，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經營中國這個地區，但是是開始研究的時候了。」
羅伯森說當馮波出現的時候，他正在找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們在舊金山金融區的美國銀行大樓第二十六樓會面。羅伯森當時穿著羊毛西裝、有字母的襯衫和紅色的領帶，坐在一個大書桌前，牆壁上貼滿了家人的照片，有一張快照是他和他的妻子金妮（Jeanne）護送柯林頓總統下他們家的台階時照的。透明樹脂做成的墓碑－銀行家交易成功時的戰利品－堆滿了三個書架。很難找到有那一家科技公司的名字沒有被陳列出來。
有著銀色的頭髮、具有洞察力的雙眼及慈祥的聲音的羅伯森，很快就被馮波的熱情、魅力和智慧所打動。「就在一剎那間。」他說，「馮波擁有那些特質－一種與生俱來的判斷力、一顆敏銳的心以及非凡的領導才能。這些都是學校裡希望能教、但是卻無法達成的目標。他不懂我們的生意內容，但是我相信他可以勝任愉快。」
羅伯森問他是否願意協助羅伯森史帝芬斯進軍中國市場。如果想要得到這份工作，馮波必須在星期五來見公司的合夥人。
馮波到達羅伯森史帝芬斯的時候，穿著一套為重大活動準備的藍色西裝，接待人員安排他坐在橢圓形會議室一邊的椅子上，十幾位公司合夥人則坐在桃花心木的桌子旁。在短暫的談話之後，其中一人直接切到主題，他轉向馮波問道：「你對我們有什麼用處？」
馮波的雙手攤開，手掌向上放在桌上，小心地回答。「我可以幫助你們學習，知道我們是如何看中國的。」他說，「很多人只是盲目地看著中國，或是看到了一部份就以為看到了全貌。」他坐的筆直，雙手緊抱胸前，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一個盲人想要知道大象的樣子，但是他只有觸摸到其中一部份－象牙、身體或腿。馮波說，「中國是由更多的不同狀況所拼湊而成的。西方人如果沒有注意到中國的錯綜複雜，就一定會失敗。」
「關於中國的市場，有很多令人興奮的事。」他繼續說，「然而，這比賣牙刷給十三億人要來得複雜多了。中國正在改變之中－所有權、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以及社會結構。在經過戰爭和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民現在有機會建立我們的國家，為中國人民創建社會和經濟基礎。」為了簡單解釋這個非常艱鉅的挑戰，馮波說，「投資中國的風險很高，有相當多的阻礙，從語言到規章、人格的差異及中美價值觀的不同。但是我可以幫助你們跨越這些障礙，創造更多的機會。中國的語言是用來描述一件事情，形容一個經驗，可以反應出中國人民的個性。中國人看待人生比西方人拐彎抹角，不是一成不變。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不會那麼直接。所以我必須將西方帶進充滿詩意、象徵意義的中國世界，也要把中國的企業導入直接、明確的西方世界。」他告訴這群合夥人，中國文化就像是古代中國的錢幣，外圓內方。「我們有我們的中心思想、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存在方法。我們所表現在外的，和內心所想的不會完全相同。」
馮波被錄用了。他的工作：中國部門的負責人－剛開始，馮波是一個分析師，同時也是一個秘書。「這就像是火的試煉，」羅伯森說，「現在他是一個投資銀行家了，馮波必須找出其中真正的涵意，我們要快速地訓練他。」在羅伯森的辦公室開了一連串的會議及晚餐後，他的新良師益友幫馮波上了一堂速成課－「生意101，」羅伯森說。羅伯森給馮波一長串的閱讀重點，讓馮波學習關於科技的基本知識，並教導他資訊科技產業界的歷史背景。關於未來或可能性。摩爾定律（Moore's Law）；網景的影響；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改變的潛在可能。馮波專注於羅伯森史帝芬斯的研究中，同時和公司的分析師一起討論。馮波聆聽、做筆記，也問問題。「他很快就抓到了重點，」羅伯森說，「馮波知道如何挖掘真相，你必須要做的就是－將零碎的事情拼湊起來，獨立思考。他做到了。」
當羅伯森提到幾個方向，說明科技必定也將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時，馮波的心思總會飛到中國，「我開始將這些零碎概念拼湊起來－看看資訊科技要如何幫助中國向前躍進。」這就是了，真正的向前躍一大步，是可以做得到的。中國在農業經濟時代，曾經是全世界最傑出的國家，但是當工業時代來臨，一些基本的原則改變了，中國停滯不前。在農業時代所建造巨大的建築物，變得無關緊要。貧窮的歐洲國家一舉從黑暗時代躍進到了工業時代；西方國家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追上了中國。馮波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要將企業家的戰場重新劃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資訊和知識經濟的時代－戰火又將重新被點燃。中國現在的情況，大概落後歐洲國家一百年左右。現在機會來了－歷史上罕見的機會－可以讓中國大幅躍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還是有一些需要達到的必要條件。自從國家阻止崇尚自由的人文科學後－學習這些會帶來潛在的危險－中國開始教育這一代成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馮波發現資本家可以為他們創造創業的環境－電腦科學家、經理人和工程師可以學習如何創造和建立公司。他知道國營企業非常沒有效率，比不上那些在矽谷得到羅伯森幫助、因而快速發展的新興企業。「如果我們跟上這一波，」馮波說，「我們就有機會再次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未來的五十到一百年裡，建立起和任何國家都相同強大的經濟力量。」
馮波知道羅伯森會敞開大門，提供一定數量的貸款金額，但是中國部門的成敗完全都在他的身上。他進入一個未知的水域，不僅僅是對他，對任何人都是一樣。也就是說，中國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全新的，而且需要重新整頓。中國的商業和政治建立在關係上，這個重要的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人際關係和身份地位，它比矽谷所瞭解的情況還要深奧許多。然而，這種做生意的老方法，現在可能會對你的工作造成影響。網際網路顧問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說，「你可以提升人際關係，但是可能會導致慘痛的失敗。說實話，人際關係有可能變成一種阻礙，因為它會讓你的工作變得沒有效率。現在的重點是，你能不能將工作完成。」在進入中國這個市場時，沒有榜樣讓你傚法，也沒有人能提供意見給你。所以馮波更認真看待這份工作，比他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除了對工作的信念外，他覺得對羅伯森也負有個人責任，因為對方給予自己一個機會。馮波永遠不會忘記，羅伯森所說的關於美國企業家的故事。他思索著，或許在中國也會有一個人，能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改變這一切。或許這個人能夠將科技帶回中國，改善人民的生活。或許我可以找到這個人。
馮波回到了中國，身上僅有的是一張羅伯森史帝芬斯的名片，開始尋找有前途的科技領域，發掘其中希望創業的人才。羅伯森說：「當他離去的時候，我們無法預想他會或能找到什麼，在這裡行得通的事，到那裡就很難說，馮波必須自己去找出來。討論了這麼多之後，還是沒有一個詳細的準則。他開始做我希望他做的事：他開始尋找他所能找到最偉大的人。」
馮波聽說過王志東，年輕的四通利方創辦人，其自製的軟體套件是全中國銷路最好的；還有嚴援朝，曾經撰寫過原創的中文DOS的軟體設計師。「他們是中關村的傳奇人物，」馮波說，「他們是眾所周知最聰明的軟體天才。」
馮波在一所破舊的學校中找到他們，這所學校在中關村郊外一條荒涼的街道上。為了進到學裡校，馮波爬過金屬製的柵欄，推開一扇易碎的門，走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嘎扎嘎扎地踩過破碎的玻璃。
王志東有著一頭雜亂的髮型，無框的眼鏡歪歪斜斜的掛在鼻子上，從電腦螢幕前抬起頭來。他的穿著很隨便，腳下踩著涼鞋，是一個二十五歲、像個男孩子的男人。他緊靠在自己的椅子上，胸前的口袋插著鉛筆，看起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電腦玩家。幾分鐘之後，王志東和馮波開始喝茶聊天，不是討論生意，而是談論歷史與科技。後來，王志東告訴我他一向不相信生意人，但是對馮波的感覺相當好。「他和其他人不同，」王志東說，「他是我可以說話的對象－關於生意，關於生活。」
馮波是一個天生的說故事的人，但也可能是做生意學來的。當他第一次告訴我關於王志東的事時，他說他的朋友在中國農業社會的養鴨場中長大。事情逐漸變成了一連串的傳奇故事，或者說是王氏傳奇。2000年富比士雜誌將王志東列在全中國最富有的企業家名單上，也提到了養鴨場的出身背景。
雖然事實不完全相符，但是要點是對的。王志東的祖父母是種稻米的農人，居住在廣東省虎門一個沒有樹木的小農村中，靠近珠江注入南中國海的地方。虎門在歷史上相當有名。1839年6月3日，清朝官員林則徐在虎門宣誓反對鴉片的交易。在長達二十天的時間中，依照他的指示挖了兩個大洞，每一個有四十五平方公尺大，將鹽水注入，倒入了兩萬箱沒收來的鴉片；經過充分的攪拌，並確定所有的鴉片都溶解後，林則徐將水閘門打開，把所有的東西送入大海。因為英國從鴉片貿易中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吸食鴉片成癮的人遍佈全中國，也嚴重削弱了中國的力量），所以開始攻打中國，展開了為時三年的鴉片戰爭。
王志東的父母離開農村，搬到了虎門，在當地成為老師。他們非常的貧窮－在貧窮的村莊中可以說是最貧窮的人。六個人住在一個小房間裡。儘管家庭非常的貧窮，肥沃的土地讓他們的食物不虞匱乏，使他們順利渡過共產主義初期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時期。
雖然他的父親王培森（Wang Peisen）和母親陳邦頌（Chen Bangsong）都是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但是就像王志東說的，「小地方人口少」，所以他們得以避開了發生在馮波和田溯寧父母親身上的迫害。相反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一直都在學校工作，但是他們的課程被迫改變，從學術科目變成了宣傳活動：背誦毛澤東的文章及引用毛主席語錄。
1967年，王志東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出生。姓名的字面意思就是「升起的太陽」，姓名的特質就是意味著在毛主席的帶領下，中國一定會走向璀璨的未來。王志東進入了紅旗小學，成為一個小紅衛兵，朗誦對毛主席的讚美詞。馮波也不是憑空捏造養鴨場的故事。有一年夏天，當王志東不用上學的時候，他到一間親戚的養鴨場幫忙。他在田里工作，同時也照料那些家禽。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四人幫的垮臺，以及鄧小平接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改變了王志東的前途。教育是鄧小平的最高指導原則，而現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趕快補足這十年來所浪費的時間。王志東的父母又開始教學生一般的學習科目，這時已經十歲的王志東則開始了充實且嚴格的教育過程。他進入臨近的東莞就讀高中，那裡對於優秀的學生有實質的獎勵；每個學期他如果能夠排在全班前三名，就可以退回五十元的學費。對他來說，「用功讀書是離開現狀的唯一辦法」。他的父母從來沒有付過學費。
高中的時候，王志東出現了對電子工程的興趣，他沉迷於學校的無線研究室，拆裝無線電接收器及電報機。馮波和田溯寧離開中國繼續他們的學業，但是王志東的選擇不是這樣。他在全國性的大學入學測驗中拿到前1%的成績，得到著名的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全額獎學金，還包括每個月27元人民幣的伙食津貼。1984年的夏天，他坐上了前往首都的火車，搬進了他的新家，一間有八位室友的北京大學宿舍。
王志東曾經看過很多關於電腦的文章，對電腦十分著迷，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真正的電腦。在一次校園導覽中，他發現了電腦研究室，因為逗留的時間很久，所以研究室的負責人問他是否知道怎麼使用這些機器。王志東脫口而出說，「我會。」他被送到一台電腦前，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啟動它。他撒了個小謊，「和我用的不太一樣。」
想要使用電腦的大一新鮮人必須先修完一堂介紹課程，或是通過測驗。經過一星期的苦讀，王志東拿到所有學生裡的最高分。他很快就從電子學轉到了電腦科學，事實上他根本就住在電腦室裡面。老師經常在早上發現他睡在電腦室裡，頭靠在鍵盤上。「電腦給了我一個表達自己的機會，這是我以前所不能做到的，」他說，「這也是一個將事情具現化的方法－將你所想像的東西變成真實的。電腦有一種獨特的力量。你可以將你的想法輸入電腦，電腦會完全遵循你的指示，它會產出你所想要的答案。」
研究室就代表了王志東的學校和社交生活；他從來不約會，而且他的朋友都是「笨蛋和怪胎」－根據他的說法－和他一樣。1987年，王志東大學三年級時，他在中關村的幾家公司裡擔任自由的軟體工程師。當他畢業後，一位老師送他去應徵農業部的工作，那是一間製造優格的工廠，他被錄用了，同時協助工廠自動化的進行。一年後，他回到了中關村，身為自由的軟體工程師，他替十幾家公司工作，部門的種類包羅萬象，從客服部到研發部，會計部到業務部，什麼都有。
即將畢業之前，王志東遇見一位剛進來的學生劉冰。「當我要離開學校之際，她正好進來，」他說。註冊後，她請老師幫忙介紹一位可以教她電腦的人。老師詢問王志東的意見，他同意了，特別是當他聽到劉冰讀的是外文系。他想要學習英文，所以他想或許他們可以互相教導對方。「但是她沒有學電腦，我也沒有學英文，」他說。劉冰是一個聰明有自信的女人，有著短髮和黃褐色的眼睛。他們談論的是歷史，他們共同的興趣。當時她正在學校讀書，而他則為許多科技公司工作。
1989年，王志東加入北大方正。這家商業導向的公司，是學校電腦科學中心的衍生，負責製造電腦和軟體。當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運動展開時，他就在這裡工作。「我看著我的電腦螢幕，而不是看著街上，」現在他說，「我對於另一種形態的革命比較有興趣，我知道如果我們的人民有機會可以接近科技，這將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
在北大方正時，他的主要工作是排版用的桌上型印刷軟體套件，以及中文DOS，這個程式的原創者是非常著名的電腦科學家嚴援朝。接著他和一群工作團隊負責創造出適合Windows的一個發展平台BD Win，名稱的由來則是北京大學（Bei Da。BD也可以解釋成笨蛋，這是校園裡廣為流傳的笑話）。
1991年，有一個新加坡的工作機會正徵詢他的意見，他趁此時向劉冰求婚。
「我希望我們能夠在我出國之前結婚，」他說。
因為還沒有畢業的學生結婚是違反規定的，而劉冰還有一年才畢業，所以他們在北京的一間法院秘密結婚。在他們閃電結婚後，王志東回絕了那份海外的工作。現在，劉冰還是一直抱怨他當初騙她結婚的事情。
王志東離開北大方正後，創立了新天地電子資訊技術研究所，負責中文DOS的行銷。他和一位同學及朋友合作，很快地公司又有了新名字－中文之星，發展出第一套微軟Windows作業系統的中文版本。他的合夥人比較有興趣投資餐廳和不動產，但是王志東只對電腦感興趣，所以他們在1993年分道揚鑣。當他離開時，IBM、微軟和許多國營企業都積極爭取他的加入。「他不僅僅是要一份工作，」劉冰說。「他想要做一些對中國來說很重要的事。他非常地愛國，認為我們應該要重建中國，並且幫助中國的人民。」劉冰說她試著想要阻止他，「我希望他過著平靜的生活，有正常的休假，但是王志東根本不聽。」
他在1986年的一次電腦研討會遇到嚴援朝。嚴援朝在湖南讀過一間讓工人、農民和軍人唸的高中，最後畢業於華中工學院，對於電腦的瞭解比全中國的人都多。嚴援朝第一次接觸電腦的經驗在1979年，一位老師問他是否有興趣設計電腦的主機板。他有四個月的時間。「我答應的原因是因為我的薪水太低了，」他說，「如果我能做得很好，就可以調薪。」他在一間堆滿零件的儲藏室工作，同時自我學習。他的主機板成為中國第一台自製的微電腦。
1983年，中國政府首次安排將兩台IBM的個人電腦送到中國，因為政府的規定是不得進口電腦，所以貨送到時是一個個的零件，必須自行組裝。其中一台送往一間工廠，工程師的工作是複製零件。另外一台則來到嚴援朝所在的機構。「發展中國的軟體非常的困難，」他說，「當政府決定去做時，沒有一個單位願意接手，所以電腦就來到我的桌上。」
嚴援朝躲起來，用十五天的時間研讀說明文件，花了四個月的時間，設計了一套突破性的程式CC-DOS，對於中國的個人電腦產業和概念的發展有很重大的影響。「最困難的阻礙就是讓英文軟體接受中文字元，」嚴援朝說，「而且，中文字的顯示相當麻煩。英文字可以顯示二十五行，但是中文字元比較複雜，所以只能顯示十行。如何製造一個實際的顯示螢幕才是我們的問題，特別是個人電腦實在是一個很差的平台。」即使如此，嚴援朝的個人電腦還是成為了第一部執行中文軟體的機器。
靠著這台和其他6800系列的電腦，嚴援朝學習到更進一步的硬體和軟體設計。他的下一個任務是創造使用於中國工廠內的第一和第二台電腦－一家私人公司的薪資系統和一台控制麵粉廠的電腦。1984年，IBM與後來的電子工業部達成協議，開始運送大量的電腦進入中國。嚴援朝設計了第一套文字處理器，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可以在電腦上輸入中文。有兩個方法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其中一個系統需要輸入中文字的各部份，但是非常複雜，因為你必須記得好幾千筆資訊（中文大約有十四萬個字）；另外一個輸入中文字的方法，稱為拼音，比第一個方法容易。電腦鍵盤有相對應的聲音和音節，使用者只需要將它們加以組合。如果同一個聲音代表不只一個中文字，則會出現一個浮動視窗以供選擇。「現在打中文字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說。
IBM對於電腦的使用者有很多的限制，特別是在中文的環境下工作時，所以嚴援朝建議提出改進。為此，嚴援朝的機構送他去新成立的國家電腦局（National Computer Bureau）工作。從1984年到1985年，他製作了一個CRT控制器和顯示卡，並且將全部的中文字輸入其中。因為國家電腦局握有嚴援朝發明的專利權，所以他可以說為它們賺了不少的錢。
1986年，嚴援朝最後終於進入一家私人企業，如同他自己說的，「游向大海」。「這裡沒有國家的保證，所以當然有風險存在，但是我對這個試驗很有興趣。」他為一家幫發電機撰寫應用軟體的電子公司工作。年中的時候，嚴援朝負責的微軟Windows 3.0研討會在北京展開，這也就是他遇到王志東的地方。很快地，他們就開始討論成立一家新的公司，為中文個人電腦設計新的軟體，但他們還是又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向前再跨了一步。
當他們決定要動手做的時候，王志東和嚴援朝被一長串的投資公司拒絕，直到他們遇到了四通集團，這是香港一家進口打字機和Compaq個人電腦的公司，同意提供創始資本。四通利方（Stone Rich Site, SRS）的辦公室創立於一家廢棄學校的建築物內，王志東的弟弟王志綱也是一個很傑出的工程師，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就加入其中。還有另外一位工程師、以及負責管理辦公室的劉冰，組成了這個團隊。
四通集團的資金，僅僅夠支付薪水和租金，很快就會用完，如果四通利方還想要成長，王志東需要找到更多的錢才行。他也和許多銀行家見了面，但是在馮波出現之前，情況完全沒有改善。
當馮波到四通利方的辦公室時，這個初出茅廬的銀行家表示他可以提供大量充足的資金，協助王志東擴展公司並面對國外的競爭。王志東仔細地聽著。他是一個電腦天才，缺乏做生意的經驗，但是他完全可以理解馮波所陳述的情況。從羅伯森身上，馮波學習到一點，開創公司的企業家從出資者那裡拿到的不是只有資金而已。他們也需要建議、資源、聯繫，有時也需要管理上的協助。馮波承諾上述所說的一切支援，提供王志東他所能做到的所有條件，王志東非常感動。在經過幾次的見面後，他原則上同意和馮波合作。
馮波告訴王志東他需要一份營運計畫，提供給可能出錢的投資者參考，所以王志東就寫了一份。他得意洋洋地拿給馮波看，馮波很快地看了一遍就還給他。「再寫一次，」他說，「這次不要用形容詞。」
總共花了八個月的時間，一直到1995年中，他們才完成了一份周密的計畫。當完成之後，王志東卻感到驚慌。他擔心投資者會併吞他的公司，同時告訴馮波他要取消這項交易。馮波大吃一驚。王志東要退出？他花費在四通利方這個案子的時間這麼久，如果一點成果都沒有，一定會被羅伯森史帝芬斯開除的。
王志東還是讓步了，同意繼續下去。馮波覺得如果能讓山帝來瞭解四通利方以及其他他所調查公司，應該會對事情的進展有所幫助，所以他說服他的老闆前來中國。在山帝抵達之前，馮波成了一個神經緊張的人，擔心會發生最糟的情況：山帝發覺他僱用了一個不合適的人。馮波認為他的老闆不清楚他在中國的實際狀況，這一點都不重要。但是山帝經驗豐富而且受到敬重，一定會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如果山帝說我可以勝任，如果他看到我身上有一些我看不到的東西，或許他是對的。如果山帝說我可以做得到，也許我真的可以。
馮波租了一輛大型的別克轎車，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帶山帝參觀北京。他介紹羅伯森給中國科技公司的負責人認識，包括軟體和硬體廠商，例如聯想、四通集團和北大方正。馮波也帶他與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會面，他和馮波的家族是世交，同時對於中國的科技產業也是很有影響力的支持者。馮波也帶山帝參觀中關村，他則覺得這裡相當地吸引人。「雖然有點原始，也多半是小本經營，但是有著巨大的能量和許多很好的構想，」他說。「他們用相當簡陋的設備，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你走過昏暗的階梯進入一個房間，裡面的軟體設計師以飛快的速度完成了突破性的進展和發明。就好像回到了六十年代的矽谷。你走到一些陰暗的小實驗室中，發現了一些名叫摩爾（Gordon Moore）的小孩」（摩爾是英特爾創辦人之一，他發明了微處理器，同時也是摩爾定律的發明人。）。
當馮波在友誼賓館的大廳介紹完這些人後，山帝和王志東在一個小桌子旁開始交談。對於投資中國的網際網路市場，山帝透露出他的不安。「透過網路，不太可能抓到所有的資訊，對吧？」他問道。「中國政府不是會將通往西方國家的訊號加以阻擋嗎？」
王志東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他反而伸手拿起了他的手提箱，從裡面取出一台筆記型電腦放在桌上，並啟動它。當電腦開機的時候，王志東拿起旁邊咖啡桌上的電話，拔起它的電話線插到電腦後面。當電腦準備好之後，他設定系統撥出一通電話。不到一分鐘，就聽見了數據機熟悉的吵雜聲，完成連線。王志東在鍵盤上快速地敲打著，他將電腦轉至山帝的方向，當山帝看到羅伯森史帝芬斯的網站時，他笑了。
「我瞭解了，」他說。「我想我們原本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會議的尾聲，山帝講述著和美國知名科技公司交易時的輝煌事蹟。他和王志東結實地握手，並且承諾當王志東下回拜訪舊金山時，會再次見面。
當山帝認可四通利方的實力後，馮波帶著營運計畫前往亞洲和美國，與幾個可能會出資的公司洽談。一開始的反應相當無情，最慘的一次是一位美國的投資者，在聽完計畫之後問道，「如果有另外一次文化大革命怎麼辦？你有因應偶發事件的計畫嗎？」
雖然經過了好幾十次的開會，但馮波還是完成了身為投資銀行家的第一筆交易，籌到了七百萬元。現在七百萬元對大多數矽谷的科技公司看來不算什麼，但是那個時候，王志東說，「這個數目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當交易成功時，四通利方擁有兩百名員工和北京大學旁邊的中關村裡一個還不太糟的辦公室，裡面是一些狹窄的房間、金屬書桌和搖曳的燈光，員工則擠在四人一組的小隔間裡。這裡之前是自助餐廳，一排工程師在緊靠著的摺疊桌上工作，工作站則接在延長線的插座上。嚴援朝回憶起那時候，「那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每次一有新員工來上班時，當他將電腦的電源接上，我們都會深呼吸一口氣，擔心整間公司會因此跳電。」然而他們所缺少的東西並不值得一提，四通利方的電腦硬碟裡和網路上的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一群不斷成長、中國最優秀的電腦科學家的工作心血。
王志東和嚴援朝設了一套名為RichWin的軟體，能夠將標準的英文Windows翻譯成中文，也能讀取和顯示中文字，微軟則在三年後才推出了中文的版本。RichWin成為大部份中文電腦上不可或缺的軟體。不僅僅是它可以翻譯並且適用於Windows，而且它還能翻譯並且適用於非中文的Windows軟體，也就是讓中文使用者能夠使用大部份的外國軟體，從微軟的Word到Quicken。此外，這個程式裡還包括中文字形、中英文即時雙向翻譯以及中英文字典。就算是使用後來的微軟的Windows中文版的使用者，還是會使用RichWin，因為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附加的功能。王志東解釋說，「它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翻譯軟體，也不單純的只是語言問題。從西方進口的軟體對中國來說不太實用，他們忽略了一件事。我們思考問題的方法是很複雜的。」王志東的軟體和Windows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人的天性，反應出中國人的精神」，和國外進口、經過翻譯的軟體是不一樣的。嚴援朝解釋說，「我們有一個遠大的憧憬：我們希望將中國文化加入軟體當中。」雖然Windows是西方的；英文字的寬度是單位元，中文字則是雙位元。此外，中國使用者需要的一些功能，是西方國家所認為不必要的。這種與生俱來的差異，也就是為什麼王志東相信（現在還是這麼認為）自製軟體將會襲捲整個中國。
自從與馮波的交易後，四通利方持續快速地成長。1997年，中國有90%新賣出的電腦，裝有王志東和嚴援朝的程式，RichWin成為全中國銷路最好的軟體，1999年大約有四百萬套的銷售成績。王志東並不會過度擔心充斥全國的仿冒品會造成影響，因為他的程式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不算太貴，能夠購買電腦的人，都會付費取得RichWin。動機在於：可靠的、沒有錯誤的程式，同時還有說明文件和售後服務。
王志東的成功引起了微軟的注意。初夏時，比爾蓋茲的夥辦、同時也是微軟總裁的史帝夫．巴默（Steve Ballmer）訪問四通利方。巴默知道王志東的公司在這個可能會形成全世界最大的軟體市場中，正逐漸動搖微軟的地位。首先，RichWin可以徹底地減少中文Windows的銷售量（在那時，中國大部份的電腦只配備標準版本的英文Windows；如果沒有RichWin，中國的使用者就必須購買中文版的Windows）。此外，理論上，在RichWin之下的Windows可能會變成無關緊要而且可以被犧牲的產品，就像當初DOS之於Windows 98一樣。
巴默造訪到四通利方兩次，認為他的公司和王志東的應該要攜手合作。他的目的看來是希望確定王志東繼續設計程式，不僅是可以相容，同時還必須依附在Windows之上。短期來說，似乎並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中國幾乎每一台電腦都使用Windows，但這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想像未來一代的RichWin有可能成為一套作業系統或是網際網路終端機，取代Windows的地位。一套更好的系統，但是價格卻更便宜，不但可以激勵中國的電腦廠商，而且如果國外的電腦廠商要進入中國市場，也必須使用RichWin這套系統。這也就是為什麼一連串雜誌文章的開頭，問的都是這樣的問題：王志東會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