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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佔地一百英畝，不僅僅是北京的象徵，同時也是北京的心臟地帶。廣場的北邊是天安門，由一對石獅子守護著前往紫禁城的通道，那裡是歷代中國皇帝的根據地（皇帝可以在這裡舉行儀式，接受上天的神諭）。門的後方，我們可以看到紫禁城屋頂尖端的金色魚型瓦片。廣場的南邊是毛澤東紀念館，裡面毛主席的遺體仍然維持原來的樣子。天安門的對角線那一端，跨過街道就是人民大會堂，有著巨大的圓柱，建築物的正面裝飾有象徵國家的標誌：深紅色的國徽中有五顆金色的星星。大的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的星星表示中國社會的四個階層－農民、工人、資本家和中產階級。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他生前非常支持熱衷於國家改革的大學生，中國的人民為了哀悼他，群聚在天安門廣場。四天後，有近十萬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寬廣的台階上。紀念胡耀邦的行為，逐漸演變為要求更多改革的抗議活動。幾天後，三名學生代表跨過大會堂的階梯，要求會見總理李鵬。他們跪著等待一個回應，但是沒有人出面。相反地，共產黨經營的人民日報還在社論中，譴責學生的舉動。
全中國的學生都因此感到憤怒，四十所大學的學生聯合抵制不去上課。4月27日，數十萬的學生在北京遊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大部份的學生都綁著頭巾、揮舞著紅色的旗幟。每經過一天，人就不停地增加。5月4日，學生代表宣讀了一份聲明，要求身處上位的政府高層要加速政治和經濟改革，保障人身自由，打擊貪污，並允許出版與通訊的自由。5月中，廣場中的幾名學生開始絕食抗議，同時選出學生代表與政府開始正式對話，但是他們最後還是失敗了。十二位中國著名的作家和學者發表了一份緊急呼籲，希望政府瞭解學生的舉動是「一種愛國的民主運動」，同時也要求學生停止絕食抗議。但無論是政府或是學生，都沒有一方予以理會。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愈來愈多，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出現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之中。
5月15日，絕食抗議的第三天，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到達北京，這是自從1959年之後，中蘇雙方第一次的高峰會議。政府當局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儀式，但最後還是取消了。同時間，為了高峰會而前來北京的外國記者代表團，也將重心轉移到學生身上。現在，全世界都在看了。
5月18日，絕食抗議的第六天，總理李鵬召集了幾位學生領袖，在大會堂中舉行了一次電視實況轉播的會談，但是他的高姿態反而疏遠了示威群眾，讓他們更為生氣，因為他們知道政府準備要宣佈戒嚴令。學生們取消了絕食抗議，開始大規模的靜坐抗議。李鵬的演講中預告了即將來臨的事件：他稱之為「用堅定果決的方法，迅速地結束這場騷動」。
隔日，戒嚴令宣佈了，雖然軍隊不停地往市中心移動，但是一大群學生和支持者將軍隊阻擋在外。5月23日，部隊拉回北京市郊。根據從中國偷渡出來的文件、並於2001年出版的《天安門檔案》（The Tiananmen Papers）一書中記載，共產黨內部的領導階層對於如何因應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穩健派提倡用安撫的方式，但是由鄧小平所領導、擁有統治權的「元老」，決定使用武力解決問題。
5月27日，一個稱為憲政保障同盟的學生團體，投票通過要求學生結束佔據廣場的行為，但是被另外一個學生團體所拒絕（這個團體的領導者是柴玲，她曾經在一個訪問當中預測流血事件的發生，因而聞名）。5月30日，示威群眾豎起一座十公尺高，酷似自由女神像的「民主女神，」另一波的絕食抗議也從6月2日展開。6月3日，據傳聞李鵬是依照鄧小平的指示，發佈命令要部隊「不惜任何代價」收回天安門廣場。當天晚上十點，軍隊開火了，一些學生和旁觀者被射殺。坦克車和裝甲運兵車往市中心駛去，更多的槍聲響起，也殺害了更多無辜的百姓。隔天，6月4日凌晨一點，部隊團團圍住天安門廣場，等候進一步的指示。四點鐘，第二次絕食抗議的人們和軍方領導人進行談判，要求軍方同意學生離開廣場。五點鐘，學生和老師及支持群眾，在槍口下逃離現場。
在德州和加州，田溯寧和馮波都從電視上看到了全部的過程。馮波對於所發生的示威運動和暴力鎮壓，看得目瞪口呆。同樣的畫面在CNN上不停地反覆播映：全然無辜的旁觀者倒了下來；一名抗議者，帶著讓人驚訝的尊嚴和勇氣，獨自站在五輛坦克車前，阻擋他們的行進；人民解放軍部隊的軍人痛毆學生，並將他們拖走；一長串的運兵車，蜿蜒地往廣場駛去，看來像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對於馮波和其他那些尊敬鄧小平的人而言，他們很訝異鄧小平會下令攻擊；這個偉大的人讓中國向前邁進、進行開放，擁抱外國的教育和企業家精神，竟然背叛了中國的人民。當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在全世界展開時，馮波在聖安瑟莫的樹上綁了黑色的緞帶。「那是黑暗的一天，」他說。
馮波嚐試和他的父母親聯絡，但是電話始終找不到人。馮之浚當時已經搬到了北京，同時成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員，當軍隊進到廣場時，他仍然堅持對於學生應該要用較嚴謹的方式來處理。馮波和位在加拿大的馮濤通話，他們都很擔心父親的安全。幾天後，王安琴在半夜被一通電話吵醒。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他現在在西安，想要和馮波說話。當馮波接過話筒，這個男人說：「你的父親要你知道他平安無事。」隨後電話就斷掉了。稍後馮波才知道，這通電話是一個叔父打的，雖然他很害怕打電話到美國，可是馮之浚希望讓他的孩子知道他還平安，所以請這位叔父幫忙。然而，儘管安全無虞，馮之浚對天安門廣場學生們的同情心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遭受譴責，同時政治前途也因而結束（有報導指出，他原本極有可能會陞官，擔任先前非共產黨員所無法到達的高位）。七月時，有一次馮之浚心臟病嚴重發作。當他痊癒後，他轉為擔任教授的職位，撰寫具有影響力的書籍，他仍然是寧夏省的人大代表，同時也變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但是據推測，他的政治前途沒有辦法再進一步，達到中國政府的高層。
屠殺事件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境內有上千人遭到逮捕，好幾百人逃到各地。有數萬名在海外唸書的留學生，決定不再回去。單就美國而言，就發了四萬張綠卡給留學生，讓他們可以在美國居住和工作。
這絕對是中國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這個國家的近代史中，總是阻止最優秀的人才出現（更糟的說法是：折磨、毆打甚至殺害），進而逐漸破壞它的進步的可能性。1950年代開始遍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的中國知識份子被羞辱、虐待或是殺害。文化大革命後，許多從西方回來的知識份子，受到各種私下或是明顯的迫害。最後，文化大革命淨化知識份子的行為終於宣告中止，鄧小平為了尋求治療中國，找到日漸消失的傑出人才，於是送出了大量的年輕人到西方留學，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夠回來重新建設中國。然而，6月4日的大屠殺疏遠了許多中國學生，他們決定要永遠離開中國。這樣的結果是非常悲慘的。中國再一次將知識份子推開，那麼誰能夠帶領中國的政府及企業走向未來呢？
1970到1980年代，有上百萬像馮波及田溯寧這世代的學生出國留學，但是只有很少部份的人回來。1989年6月之後，這個數字幾乎是零。在美國畢業的中國學生，通常會在當地的公司或學術研究機構找到工作。更確切地說，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群移民。天安門廣場的領導者柴玲從中國逃到美國後，在波士頓創立了一間網際網路公司。
在學生的死亡和撤退後，田氏夫婦和馮波一樣，震驚地說不出話來。「在那之後，任何事情都不再像以前一樣了」田溯寧說。德州科技大學的朋友和老師送來慰問的花朵，也打電話來表達他們的支持。
抗議被鎮壓了，新聞攝影機也對中國感到厭煩了，但是田溯寧和馮波在這幾個月內成長的比一年還要快，他們試圖找出該做的事。田溯寧說：「在那之後，我們反覆思考相同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才能幫助中國的人民？它變成了我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由於對藝術的發現，馮波在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成為一個專注又熱心的學生。他對電影已經著迷了，楚佛（Truffaut）、布紐（Bunuel）和高達（Godard）（譯註：三人均為法國名導演）變成他心目中的神，他看了一百多遍《春光乍洩》（Blow-up），他想他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導演。但是他說，「那是在6月4日之前。」「從那以後，我瞭解中國需要的不是一部三小時的藝術電影，而且我不能在中國人民需要幫助時袖手旁觀，」他說，「我們的國家正處在混亂當中，我能做些什麼呢？」
田溯寧曾經考慮放棄他的學業。「純粹的科學？生態學？我覺得中國人民沒有那種奢侈的享受。我必須做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有影響力的事。我所有的思想，都在思考我能做什麼。」
當政府的坦克車撤退，廣場也再度恢復寧靜，天安門事件在中國也漸漸平息下來。然而在美國，兩個男人有著相同的感覺：他們必須回到中國。馮波解釋說：「我們怎麼可以放棄中國？我們的家庭？中國的人民？」但是在中國，他是沒有目標的。他的妻子海蒂說：「他在那裡會變成一個不知所措的人。」可是他不認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的作法－大學畢業代表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他對藝術的確很有興趣，但是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迷失的人」。但是沒有多久，馮波找到了一個目標。一句中國諺語說：「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一盞明燈。」
2000年初，有許多人跟隨馮波和田溯寧的腳步回到中國－或許可以形容成「人才逆流」。受過良好教育、有高度進取心而且非常聰明的中國畢業生，開始大批地回到中國。然而在1990年代，這是一個相當衝動的決定。一個朋友告訴馮波：「中國是一個舊的世界，它已經死亡了，你怎麼能回去呢？」馮波回答說：「我別無選擇。」
田溯寧變成了一個貪婪的讀者，他喜歡閱讀傳記。在那時，他看的是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和蘋果電腦的故事。田溯寧對於賈伯斯的蘋果電腦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起因於他對麥金塔笑臉的經驗。在這本傳記裡，賈伯斯認為企業家有能力改變一個社會，這種遠大的眼光鼓舞了田溯寧。此外，他開始思考賈伯斯的理論。賈伯斯認為電腦不僅僅是計算的機器，而且也是一種有能力改變生活的工具。「賈伯斯給予電腦產業一個更偉大的目標：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田溯寧說，「這個理想讓我著迷。」
孔琴在餐廳工作，以補貼獎學金不足的支出，這時田溯寧也替她父親的出版社翻譯書籍，其中還包括有李．艾科卡（Lee Iacocca）的自傳。他因此賺了一千美元，對他可以說是天文數字。儘管他有許少疑問，但是部份因為他不知道該做些什麼，部份因為他認為如果繼續讀下去的話，他的立場會比較有利，所以他在1992年拿到了博士學位。接著，他開始考慮他的下一步。
1991年，田溯寧回到中國探望家人。鄧小平剛剛巡視了南方地區，希望能再次展開經濟改革，使經濟復甦。田溯寧在從深圳到廣州的火車上，看到了令人吃驚的景象。「鐵路沿線的每個地方，都有建設正在進行。以前曾經當過農夫的人，也徹夜不眠地建設這個國家。他們不顧一切想要改變他們的生活。現在機會來了。」他寫信給孔琴的信裡是這麼寫著，他也希望能夠參與正在改變的新中國。那時他還不確定要如何去做，但是隔年，他就發現了「答案」。
德州的一位朋友說服田溯寧，去聽一場參議員艾．高爾（Al Gore）發表的演說，那時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正與他搭檔競選1992年的正副總統。高爾的演講喚醒了田溯寧。他知道高爾的父親完成了州際高速公路的法案，現在他的兒子談的是另一種型態的高速公路－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田溯寧曾用過德州科技大學的網路，但是高爾形容的網路是他完全沒有想過的。高爾所說的資訊超級高速公路，如果成為一個國家的政策，將可以改變整個國家。怎麼做呢？藉由提升通訊、知識以及教育－這些正是中國所迫切需要的。「資訊！上網！這些都是我們從來沒有的！」田溯寧說：「資訊對現狀造成很大的威脅。當我們成長時，我們渴望得到資訊。網際網路能給予中國孩童存取的機會，網路可以把他們連接起來。」
在中國，網際網路被稱為「互聯網」，由「聯絡」、「互相」和「網路」所組成。田溯寧思考著，想從每一個省份開始，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連上網路，他們可以拜訪羅浮宮或世界上任何一間圖書館。此外，身為一個生態學家，田溯寧瞭解高爾所提到的網際網路是一種沒有污染的科技。他認為，如果中國繼續以石油為基礎進行發展，那將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災難。中國必須往前進，但不僅僅是靠工業化來達成。相反地，流通的想法和資訊，無論是用電子郵件、視訊會議或是網路，都是可以取代車輛、巴士、工廠及火車的替代方案。
著名的異議人士魏京生，在從單獨監禁十五年的中國監獄放出來時，曾經說道，「長久以來人們期望改變，但是他們都失望了，所以轉而從商。」田溯寧也從商了，但並不是因為他對改變失去信心。完全相反地，田溯寧是一個十分清醒而且有條不紊的思想家，他也瞭解其可能性。中國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仍然被困在過去，在此同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正衝向一個全新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推翻現有的系統可能是某些人的答案，但是蘇聯過去的共產主義結果顯示，這樣是不夠的。此外，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也證明抗議活動不足以改變中國。所以我們該怎麼辦呢？田溯寧想了又想，中國到底缺少什麼呢？機會、大量開放的資訊與通訊、健全的教育體制和對人民有益的強大經濟能力。「我開始尋找是否有別的方法能改變中國，我想這可能會是有效的辦法，」他說，「在那時，這是一個很極端的想法，但是我全心投入其中。就像賈伯斯說的，企業家精神可以是一個讓社會向前邁進的引擎。鄧小平已經將企業家的潛在價值帶進中國，所以這扇大門已經開啟了。賈伯斯也描述了電腦對個人所能造成的影響，高爾的觀點則認為網際網路能將他們連結起來。這樣的組合，將可以成為改變一個國家的強大力量。」他閱讀更多的書，旁聽管理學和電腦的課程，仔細盤算著自己的未來。
當田溯寧的父親讀凡尼的神秘島給他聽時，他開始學習做夢。天安門廣場、賈伯斯對於企業家的理念以及高爾對網際網路的觀點，這三者引出一個「大夢」－一個屬於中國的夢想和他的人生方向。田溯寧要將中國連接上資訊的超級高速公路。融合這些改變的經驗和影響－能引領他進入一個清晰的、充滿熱情的方向－促使田溯寧不斷地向前，並且在危急關頭做出正確的決定，讓後續的人能夠明確地知道如何跟隨。從那時候開始，田溯寧就決定，無論前方有什麼樣的阻礙或居於劣勢，他都要改變歷史。
現在這個想法看起來很正常：網路將會改變整個世界。我們大多數人也瞭解這次的革命是網際網路內部所產生，而不是從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派中出現。然而在1993年田溯寧著眼於網路時，沒有人能確定網路可以就此延續下去。網路和全球資訊網是最新的、也是充滿冒險的企業。要知道他做的事有多麼不可能，可以想想看當時甚至都還沒有Netscape和雅虎。在那時，只有少數人擁有數據機，如果有的話，速率也都不會超過2400bps。電子郵件的觀念正要開始，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利用郵局寄信，如果趕時間，則用聯邦快遞或是傳真。Netscape的聯合創辦人馬克安卓森（Marc Andreessen）曾經撰寫過一個到現在都還非常著名的Mosaic瀏覽器，但是他在一次訪問中對我說，「這份工作很有趣，但是沒有人把它當做一回事。」那時大多數的人認為網際網路是「一項娛樂－提供給笨蛋、科學家和打字員的娛樂，」安卓森說，「這也就是每一個人的想法－微軟或其他人都一樣。我想，『我現在可以好好地從事這項娛樂，但是當我離開學校後，我可以到Silicon Graphics、時代華納或TCI工作』。」在美國，網際網路也是一個非常創新的想法，更何況是在中國。在1993年，那是近乎愚蠢的行為。
然而，田溯寧預見了網際網路的潛在可能，他寫信給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告訴他們這項科技能夠徹底地改變中國。「這項科技與生俱來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尤其是對一個自由的世界：它代表著資訊的自由流通，」他說，「在過去，少數人控制了全中國的資訊。在那時，出版印刷品、書籍－孔子的學說或其他種種－只有優秀份子能閱讀。印刷機代表資訊有可能散佈到各地，但畢竟還是被監控的。少數精英能夠阻止實體形式的資訊傳遞，但是無法干涉數位形態的傳播。由於這項科技的到來，中國也能夠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世界。」
他所揭露的真相，帶領他的生活和現代化中國進入第三個階段。「我們代表的就是資訊科技企業家年代的開端，」他說。「資訊科技有能力帶給中國一個新生命。」做法就是：「驅動企業家的主因就是夢想，」他說，「『你為什麼想要建立一個公司？』『你的主要動機是什麼？』－答案就是理想。有了網際網路後，年輕的孩子可以從網路下載動人的故事，然後開始屬於自己的夢想。他們的夢將會引領他們成為新的企業家。一旦他們達成了，就會成為改變中國的發動機。中國將會逐漸地開始發展。」
田溯寧堅決要回到中國，但是有一個問題：孔琴固執地反對一同前往。孔琴希望在西方將他們的女兒史蒂芬妮（Stephanie）撫養長大，因為現在這裡已經有家的感覺。「在那時，美國學校的老師會教你如何做夢，而不是破壞你的理想，」田溯寧說，「我知道我的工作中有一部份，是協助中國的社會完成他們的理想。」田溯寧必須為離開妻女找到一個理由，「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的小孩，」他悲傷地說，「我必須想到全中國的兒童，他們需要擁有史蒂芬妮所能得到的機會。」
最後他們終於決定讓孔琴留在德州，而田溯寧將回到國內。這樣的安排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長時間的分隔兩地。更確切地說，他會錯過史蒂芬妮說的第一句話，以及她所踏出的第一步。「我有什麼選擇呢？」田溯寧說道，「一位中國的詩人是這麼寫的，『因為歷史的召喚是無法抵抗的，所以你沒有其他的選擇』。中國已經掙扎了兩個半世紀，我們這一代的肩膀有著沉重的負擔。」
為了這次的回國，田溯寧做了很多的準備，他專注於世界科技與經濟，更深入地學習關於網際網路的知識，並分析他在中國所能從事的科技產業。他為一份中國的學術期刊撰寫了第一篇關於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的文章，同時他在討論環境的電子佈告欄之外，還附加了一個討論區，專門討論中國資訊科技業界的前途。第一個登錄的人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學生丁健。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丁健和田溯寧知道他們是屬於同一類型的人，關心政治、環境以及社會，甚至包括對於科技與企業家精神的興趣，都極為相似。
丁健的英文名字是James，是1988年到美國唸書時取的。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電腦科學學生，在北京時就讀於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院。一個朋友鼓勵他申請進入UCLA，同時靠著他的電腦經驗，在學校的電腦研究室找到了一個系統管理者的工作。當時IBM捐贈了一些網路卡和系統軟體給學校，Novell也捐了一些作業系統，但是沒有人知道怎麼使用它們。丁健讀完使用手冊後，在1989年裝設完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第一套區域網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前的春天和初夏，他都在網路上努力工作著。
在1990年畢業之前，丁健將整個校園網路連接上了網際網路。隨後，他在位於達拉斯的德州大學擔任系統分析師的工作，在那裡，他第一次真正見到田溯寧，兩個人討論關於合夥開設公司的構想。到1993年初，田溯寧終於提出一份計畫，希望建立一個稱為亞信日報（AsiaInfo Daily News）的公司，其內容為電子佈告欄的副產品，計畫是提供著眼於中國的新聞訂閱服務。他們同意要試試看。年底時，終於成立並開始運作，亞信日報的內容包括有翻譯過的政治、娛樂和金融新聞，都是與中國相關的訊息。丁健負責技術的部份，田溯寧則負責管理、市場以及行銷，但訂戶實在是少得可憐。這兩個人可能是第一批瞭解人們不會為了網路上的內容而付費的企業家。
田溯寧從未忘記他要返回中國的目標，雖然他還沒有找出躍過這片海洋的方法。他和丁健一起思考對策，「我們要如何將這項科技帶回家呢？」兩人徹底地研究中國。中國第一個全球性的網路，是在1980年中期一個合作計畫－北京大學和史丹佛大學的線性加速器中心－裡發展出來的。兩方的科學家架設了網路，並於1985年開始運轉，同時第一封電子郵件也快速往來於北京和加州帕洛奧圖市（Palo Alto）之間。當田溯寧和丁健在1993年拜訪國有的中國電信時，中國電信並沒有將網路應用在商業平台上，而是做為學術研究。「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個玩具，」丁健說。他和田溯寧也聽說，只有少數的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看到西方對於網路的發展，開始研究網路對於他們的機關和公司有什麼幫助。回到德州後，田溯寧和丁健從路伯克市（Lubbock）搬到了達拉斯（Dallas），在那裡他們創立了企業發展國際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簡稱BDI。公司的宗旨是：串聯全中國。但是那時候，他們還無法想像這其中所代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