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秘島

人的心也是如此。為了達到完成一項工作的慾望，任何事似乎都變得可以忍受，如此一來，未來的他也有可能會因此生存下去，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比活在這裡的其他生物更為優越的原因。他也因而建立屬於自己的領域，由此也可以證明，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朱勒斯凡尼，神秘島（JULES VERNES, The Mysterious Island）在西方，我們認為夢是人類的本質，也是人性的定義一部份。每一個人都會作夢。但是田溯寧不同意，他說他的生活教導他，我們應該要學習去作夢。
田溯寧的名字相當不尋常，意思是「記住列寧格勒」。他的父母親取這個名字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說出這個名字時－更確切地說，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想到兒子時－就能夠喚起之前生活的快樂時光，也就是他們在俄羅斯認識和相戀的那段日子。那是在1960年代，中國和蘇聯關係凍結之前，當時兩國還是很親密的盟友。幸運的中國孩童會被送往蘇聯接受教育，就像現在被送到美國和歐洲一樣。
田溯寧的父母，都是生物學學生，1954年在列寧格勒的林業技術學院初次見面。他們在1960年回到國內，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擔任研究員的工作，並且於1961年在北京結婚。兩年後田溯寧出生，被送到瀋陽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因為他的父母親被分配到位於蘭州的研究所工作，這個地方在中國地理的正中心，荒涼的甘肅省裡。山坡上傳統的寺廟群圍繞著工業化的城市和蘭州機場，蘭新鐵路也從這裡開始沿著絲路，串連起許多相隔遙遠的哨站和南方的居民。火車從蘭州穿過「鬼門關」到達戈壁（意思是「沒有水的地方」）沙漠。
劉恕和田裕釗被分配到不同的沙漠地區工作。田裕釗的工作是在偏遠的新疆，研究在沙漠中的植物如何適應多變的氣候。劉恕則在位於包頭和蘭州之間的沙波頭工作，需要越過12公里的沙丘才能到達那棟建築物，是一個實驗性的車站。在沙粒四處漂蕩、相當不穩定的沙漠上建造鐵路，是非常難處理的問題。她在這個領域的突破性進展，為她贏得了一個全國性的獎項。
劉恕和田裕釗很少有機會相聚，但是他們每年至少都會見一次面，去探望田溯寧。當他們抵達時，他總是十分小心謹慎。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劉恕在一次的團聚中問說。
「妳是媽媽，你是爸爸。」
「他認識我們，」劉恕說，「但是他對我們沒有感情。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害怕離開我的母親。當我們要離開時，他緊緊地抱著我母親的腿，不想到火車站和我們說再見。身為一個母親，我對此很抱歉，但是因為我的工作和理想，我別無選擇。」
田溯寧的外婆是遼寧省一間中學的校長，他在瀋陽的生活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他們住的大房子種著櫻桃和梨樹，就在離渾河不遠的地方。田溯寧擁有充分的自由，能夠在鄰近地區玩耍，他還記得在公園裡抓蜻蜓以及爬樹的那段時光。「我的兒子在四歲之前，有著快樂活潑的童年，」田裕釗說。
然而，十分不合邏輯的，1950年開始，毛澤東將他的目光放在老師、作家、藝術家、學者以及教授身上，對於這些在早期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倍受尊崇並享有特權的人們，貼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標籤。在1950年末到1960年初，毛澤東的百花齊放和反右運動，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清除老師和知識份子，並特別挑出那些曾經在國外受過教育的人。1965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項措施也繼續實施。現在，蘇聯是中國的敵人，所以田家在列寧格勒拿到的學位，讓劉恕和田裕釗被指控為「牛鬼蛇神」，神話中的魔鬼會化成人形，做出邪惡的事。他們被迫分開，送入進行勞動改造的集中營裡。
毛澤東的紅衛兵遍佈全國，被授權破除中國的「四舊」（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和舊習慣），在精神和肉體上虐待無辜的百姓，並破壞了數不清的私人和公共財產。瀋陽的紅衛兵佔領了田溯寧外祖父母的家，數十人搬了進來。田家被監禁在後面的一個小房間裡。在田溯寧五歲的時候，紅衛兵部隊強迫他的祖父母交出心愛的收藏品，包括世界文學作品和少數的傳家之寶，都丟在院子裡付之一炬。田溯寧非常地驚慌失措，同時也無法理解。他跑到一名紅衛兵前想把書搶回來。「這是我外公的書！」他喊道，但是這個紅衛兵把他推倒在地上。
穀物、植物油、以及少得可憐的肉和蛋，每個月都定期配給。「此外，」田裕釗說，「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精神上也是一樣。文化大革命時，全國的人民都在互相批判鬥爭」。
田溯寧早期的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與恐懼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他見不到他的父母親。田溯寧說到他和他這一代人的生命，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就如同中國現代史一般。文化大革命是他人生的黑暗期，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的黑暗期。他用一個簡單又普遍的感受來描述當時的情況：渴望。「我所記得的只是渴望，」田溯寧說，「渴望得到食物，渴望得到資訊。」
經過了幾年的折磨和羞辱，政府的調查終於做出了最後的決定，田家是清白的，並且從集中營放了出來，送回蘭州。但是他們不被允許從事原來的工作。田溯寧一直待在瀋陽，直到1970年他的外公過世為止。他的外婆無法獨立照顧他，在田溯寧人生中的第一次，他被送去和父母同住。兩年之後，可能是因為偏遠地區的水質污染影響，他生了一場很嚴重的病。十一歲那年，他住院治療，醫院對他的父母發出了病危通知。
劉恕和田裕釗輪流到醫院的床邊照顧田溯寧。一天下午，田裕釗從外套底下拿出了一本藏起來的書。文化大革命時期唯一可以閱讀的書，就是毛澤東和史達林的著作，以及宣傳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就田溯寧的瞭解，其他的書－「有毒的雜草」－通通被燒掉了。田溯寧說，沒有人跟他說過故事，也「沒有事情能讓他作夢」。他說，「沒有故事，我沒有學過作夢，我沒有作過夢」。
然而，田溯寧的父親找到一本破舊的中文翻譯書，朱勒斯凡尼（Jules Verne）的《神秘島》（The Mysterious Island）。像其他國家一樣，這本書在中國也分成三集出版。他的父親拿到的是第一集，《高空遇險》（Shipwrecked in the Air）。
田裕釗坐在田溯寧的床邊，開始唸書給他聽：
「『我們又上升了嗎？』『不，剛好相反。』『我們在下降嗎？』『比那更糟，船長，我們在急速落下！』」
即使不是這個吸引人的故事，這個經驗對田溯寧來說也是生命中的一大轉變，因為這是第一次，他的父親陪在他的身邊。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田溯寧第一個聽到的故事。他的健康情況逐漸穩定，他的父親則訴說著故事內容。五名在美國內戰時期為北方作戰的軍人，被南方聯盟監禁在維吉尼亞州的裡奇蒙市，但是他們逃出來了。他們乘坐熱氣球逃出後，旅程充滿了危險，不僅遇到了暴風雨災難，氣球還墜毀在一個小島上。他們努力尋找食物及避難所。「花了一個月才聽完這本書，」田溯寧說。那些勇者在旅途中恢復了健康，並奇蹟似地存活下來。田溯寧也是如此。他變得更強壯，彷彿他也生長在那座島上。那些男人準備了袋鼠湯和乳豬大餐，慶祝他們的重聚和再生。進餐途中，其中一人發出一聲喊叫及咒罵。他的朋友問他發生了什麼事，這個水手回答，「我剛剛掉了一顆牙齒！」他拉開嘴唇，找出那個害他損失一顆臼齒的東西，並且發現並不如預期中的是一顆小石頭。那是一粒鉛彈。
他的父親把書闔上，沒有下文了。
田溯寧嚇呆了。他想，一定有別人在這座島上，但是誰呢？「我沒有下一集，」田溯寧說，「那些人會被殺害嗎？我不知道。有十年的時間，我都不知道答案。」
為那些虛構的英雄發愁，田溯寧說，「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不停地做夢。這是生平第一次，我夢想各種的可能性。之前我沒有東西去想像，但是現在我的想像力 開始發熱了。」
中國也再度開始做夢。1976年9月9日，文化大革命隨著毛主席的死而結束。「火紅的太陽從中國的天空落下」，中國旅美作家閔安琪在自己的回憶錄《紅太陽》中是這樣描寫的。毛澤東的喪禮持續了好幾天。「一夜之間，全國變成了白色的紙花海。哀傷的人用頭撞門、雜貨店櫃檯和牆壁，非常悲傷。官方的哀樂日以繼夜地播放，氣氛也很沉重」。像閔安琪一樣，「沒有流淚，我用手遮住我的臉」，田溯寧說，「每個人都在哭，我假裝我在哭。」
由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所領導的四人幫，立刻就繼承了毛澤東的位置，但是也很快地失去了權力，分別被監禁或是處決。這時，田溯寧的人生以及現代中國的第二階段開始了。田溯寧回憶起鄧小平繼位時敲鑼打鼓的慶祝活動，他形容鄧小平「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他稱這個時期為「覺醒」。「這就好像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第一次睜開眼睛的感覺。我睜開我的雙眼、中國所有的眼睛也睜開了，看著外面的世界。我們這一代的人，第一次看到黑暗之外的世界。現在我可以用我的新能力來做夢。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第一次有做夢的權力。」
田溯寧回到瀋陽後，進到學校讀書，當時的氣氛看來很有希望。有世界各地的新聞，外國人也開始拜訪中國。「沒有一個中國人是相同的，」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改變了，大家開始向外看。」
直到那時，田溯寧一直是一個平凡的學生，對於偽裝成課程的毛語錄宣傳方式也不感興趣。因為成績太差，他也無法加入紅小兵的行列。然而，自從他生病康復之後，田溯寧對於讀書有更多的熱情，並且也更加認真。辛苦總算有了代價，在一次全國性的考試中，他的成績排在前2%。文化大革命前，入學許可的決定在於考試成績和家庭背景，但現在分數則代表一切。雖然他的數學成績普通，但是中文則拿到相當高的分數，最後考上遼寧大學。他決定選擇生物學就讀。
在學校的第一個星期，他進到最近剛補充新書並重新開放的圖書館裡。田溯寧說，「我尋找神秘島的第二集和第三集。當我發現時，我緊緊抓住這兩本書。」他躲到圖書館角落的桌子，開始看這兩本書，《荒島上的人》（The Abandoned）和《島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Island）。那些發生災難的人們究竟怎麼了，這個疑惑困擾了十年的時間，終於在連續十個小時的閱讀後得到滿意的答覆。當他從圖書館走出來時，已經接近半夜了，精疲力竭的他，頭髮亂得像是一個瘋狂科學家。然而，當他走過荒涼的校園回宿舍時，他覺得非常開心。「我想起了父親告訴我第一個故事的時候，」他說，「我想起了我學習做夢的時候」。
遼寧大學的生物實驗室有好幾排的桌子，上面有顯微鏡和解剖台。學生和老師在附近的山丘閒逛，蒐集樣本並認識植物。他在一次的郊遊裡，認識了孔琴，另一個生物系的學生。她很受歡迎，反之，田溯寧則說自己是「孤獨的學生」。孔琴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的工作。當她和田溯寧有文學方面的討論時，田溯寧因為太害羞以致於不敢約她出去。「我花了四年的時間夢想著她」，他說。
畢業後，田溯寧進入北京的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他到一個電話亭打電話給遠在蘭州的父母親，電話花了五個小時才接通。「當我聽到他們的聲音從五千公里外傳來時，真的興奮極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打長途電話。
田溯寧搬到北京，就讀於研究所一年級。北京正在掙扎蛻變中。當他剛到的時候，整個城市的學生都要掛上識別名牌。因為他的識別證顯示出他進的是中國最好的學校，所以經常被投以羨慕的眼光。然而一年之後，就沒有人在意了。正在嶄露頭角的中國，有些事情被賦予比較高的價值：是否有能力搭計程車、購買名牌服飾和可口可樂是最重要的。讀書時，田溯寧也為中國科學院工作，負責為西方研究機構及公司的來訪人員擔任翻譯。有時候，他也會陪同參加西方企業家拜訪中國的行程。有一次，他帶領一個德國的訪問團到高雅的希爾頓飯店，1987年雷根總統訪問北京時曾經下榻此處，但是他不被允許進入「僅能使用外國貨幣」的飯店－「不准中國人進入」。
孔琴搬到了大連，在她父親的公司工作，負責編輯科學性質的書籍。田溯寧打過幾通電話，但是長途電話費需要花費一個星期的伙食錢，所以他們用信件保持聯絡。他們在北京再次見面，開始了第一次的約會。1987年，他們在北京結婚了，那時中國正處於「開放時期」，持續以驚人的步伐向前邁進，鄧小平總理也鼓勵中國最優秀的學生出國讀書。田溯寧的班上有三十位學生，有二十五人最後在美國頂尖的大學裡完成學業。田溯寧的父母也勸他申請美國的研究所，而一個陪同學生代表團前來中國訪問的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教授，也這樣鼓勵他。「來這裡，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他說。田溯寧參加了必要的考試，同時所提出的申請也被德州理工大學和其他幾所學校接受。他在中國認識的同學和教授，都勸他進入德州理工大學。
二十五歲那年，田溯寧離開中國，到了美國德州的路伯克市（Lubbock），他回覆了一則租屋廣告後，就搬去與一名年老的德州人一起居住，那人之前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中國人。因為很難讓那個人記住田溯寧的中文發音，房東就稱呼他為「Ed」。不久之後，田溯寧希望房東稱呼他「Edward」，這樣會比較有莊重一些。
按照計畫，孔琴會在一年內來到美國。田溯寧因為朋友很少，所以非常地寂寞。他很努力研讀課業，並且決定將博士論文的題目由生物學－「我已經厭倦於計算樹葉」－轉到生態學，因為他十分憂心中國的環境問題。當他開始從事研究之後，他發現中國對於防治污染的政策，遠遠落後西方國家數十年。他參加了一個研究計畫，和父母親在戈壁所做的研究有些不同。為了瞭解原野火災的重建特性，他必須到野外進行現場調查工作。他在沙漠中建立一座基地，研究火對沙漠土壤的影響，以及原野火災對植物生存的情況有什麼改變。白天他在炎熱的太陽底下工作，晚上則圍坐營火旁，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和協助研究工作的牛仔聊天，累了就在星空下睡覺。他的下一個研究計畫，則是替一位從事研究廢棄物影響的教授工作，樣品是從紐約用火車運到德州的草原上。要到那個火車站，他必須駕駛紅色的小貨車，以一百二十英哩的時速開一個小時的車。「戴著我的牛仔帽，窗戶搖下時的溫度高達一百多度，喝著沙士，聽著唯一能找到的電台頻道－一個調頻的鄉村音樂電台－我感覺到一種新的自由。」
德州也有一些讓人害怕的經驗。有一次，三個男人叫嚷著種族歧視的字眼，痛打田溯寧一頓，同時也摔破他的眼鏡。但是這只是少數的種族主義個案，大部份的德州人都會特地讓他有像是在家的感覺。
他對於所認識的某些人的慷慨行為感到訝異。為了取得駕照，田溯寧必須參加駕訓班課程，但是他負擔不起昂貴的費用。一位教授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當他的課業遇到瓶頸時，同學和其他的老師也堅持要幫助他。一個田溯寧不太熟識的教授，也願意在他的電話申請保證書上簽名，這樣田溯寧才能有一支屬於自己的電話（因為他沒有信用紀錄）。「他們為什麼信任我呢？」田溯寧想要瞭解。他說那充滿鼓勵的環境－耐心、信任以及他所見到的專業精神－讓他的信心成長。他也因此結交了一些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有一天，田溯寧走進學校裡一間黑暗的地下室，發現了已經荒廢許久的電腦研究室。他從來沒有用過電腦，但是一整排的麥金塔電腦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坐在一台電腦前面，按下一個按鈕。田溯寧永遠不會忘記他所看到的：麥金塔的開機圖像－一個笑臉。他說：「那時如果沒有那個笑臉，我可能會關掉電腦，跑得遠遠地，不再回來。那個笑臉歡迎我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引起興趣之後，田溯寧試著撰寫程式，隨後並連線到大學的學術網路Bitnet。「我開始認為麥金塔是我的朋友，而它帶領我認識其他的朋友，」他說，「我透過這個方法找到遠在中國的家鄉的資訊，同時取得聯繫。我玩電腦遊戲，也上網寫電子郵件。」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網路上也發現了其他的中國學生。「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電腦裡的世界是聯合一致的，」他說。他開始探索電子佈告欄，最後甚至自己建立起一個中心，提供在美國的中國學生蒐集和交換資訊。他和一個在德州理工大學認識的學生一起在網路上建立了中國生態學家海外俱樂部（Sino Ecologists Club Overseas），聚集了大約三百多人，而這些人彼此只透過網路認識對方。透過線上朋友的通力合作，1990年初他們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環保方面問題的書籍。這個俱樂部逐漸演變成為中國第一個環保組織，後來則將據點移往內地。當三峽大壩計畫發生爭議時，這個環保組織是中國內部反對聲音最強烈的幾個組織之一。
孔琴在二月的時候來到美國。她像許多中國人一樣，取了一個同音的英文名字－Jean。除了讀書之外，孔琴也在一家蒙古人開的烤肉店工作。這時的田溯寧則用了整個春天，努力進行他的博士論文。五月時，發生在中國的重大事件，開始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每天晚上，田溯寧都坐在他們在德州理工大學旁租來的公寓中，緊緊盯著電視中的晚間新聞。大部份的夜裡，頭條新聞都是北京中心地區的天安門廣場，那裡正舉行支持民主的示威抗議活動。更令人吃驚的是，規模正持續不斷擴大中。

馮波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的明朝。他的母親董麗惠（Dong Lihui），出生在上海一個來自寧波的富裕家庭。在1939年日本侵華的時候，他們所有的財富都化為烏有。他們在上海的房子付之一炬，舉家逃往杭州，不幸地，她的父母親和哥哥在一年內，都因為結核病相繼過世，最後是親戚將她和她的妹妹扶養長大。馮波的父親馮之浚，是一名御醫的曾孫，直到1911年國民革命時，他的曾祖父都還在紫禁城內服務。馮之浚的父親，在日本侵華之前，則一直都在北京擔任路透社的主編。但是在日本佔領中國期間，他拒絕工作，所以他的二老婆、馮波的祖母，只好靠開設澡堂和桑拿維持全家的生計。幾年後，他們全家搬到了上海。馮之浚和董麗惠在上海的高中認識，並且當馮之浚從上海大學鐵道工程系畢業後，他們很快就結婚了。之後，他們也都成為了老師。
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馮之浚也列在第一批被指控的知識份子名單中。「我們的父親是一個自傲的老師，他拒絕放棄他的信念，」馮波的哥哥馮濤這麼說，「在那個時代，身為一個老師是很糟糕的。身為一個自傲的老師，則可以說是一場災難。」馮之浚被送到一個再教育集中營，他在田里工作，同時也負責餵魚。「如果你認為你很聰明，就開始鏟豬屎吧！」這是一句毛主義裡的名言。董麗惠也被迫停止教書，但是因為她的身體不適，所以仍然獲准留在上海。然而，她毫不關心自己的健康問題，在一間燈泡工廠做一個卑微的女工，每個月的薪水僅有2.3元。
因為董麗惠病得愈來愈重，無法照顧馮濤，所以馮濤就被送去和馮之浚一起居住。他深深地記得父親所受的痛苦與羞辱。在那個時代，這些是很平常的事。知識份子、包括許多優秀的老師被控告時，常常被迫跪上幾個小時，有時還要戴上象徵笨蛋的高帽，同時也有很多人被毒打一頓。肉體的虐待和精神是一樣的。像馮之浚一樣的中國回教徒，被強逼著養豬；作家則必須燒掉自己的著作。馮濤記得曾經看到過他父親很不安全地懸掛在好幾層高的建築物外，因為他被強迫書寫指控資產階級及慶祝無產階級革命的標語。身為馮之浚的兒子，馮濤則被要求舔那些紅衛兵官員的孩子們的鞋底。
1969年，馮濤出生後的兩年半，馮波在上海靠近五角場的四平路出生了。他一直留在母親的身邊，而她也儘可能地照顧著他。她依靠鄰居和親戚的協助，但是沒有人能幫助她時，她就將馮波綁在嬰兒床上出去工作。
在1970年代初期，馮之浚和馮濤獲准離開集中營，下放到農村。在那裡，馮之浚研讀毛澤東的著作，並將「毛澤東思想」傳授給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夫。
漸漸地，馮之浚和馮濤可以更常到上海探望董麗惠和馮波。最後，終於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他們也回到了屬於自己的家。他們搬進了鐵道大學的一間小公寓中，牆壁已經龜裂，同時也沒有暖氣，而且還要和另外四戶人家共用一間廚房。洗澡的時候，需要先用公共的爐子燒水，再倒在木桶當中。馮之浚和董麗惠也再度開始教書。
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傳統教育都停擺，他們兄弟倆在1977年進入了附近的一所小學讀書。學校有貼著藍色瓦片的巨大屋頂和可以遮蔽的屋簷，還有一個庭院能夠打籃球和踢足球，星期六的晚上還會放映電影。從香港及美國來的這些電影，是馮波對中國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接觸。坐在休息室的摺疊式木椅上，他的眼光集中在克林伊斯威特和其他的西部英雄身上。他非常盼望星期六晚上的到來。記得有一次，他的數學考試成績很差，他的祖母不准他看那個星期六晚上的哈姆雷特。
馮之浚離開了他原本的教學崗位，到上海一個新的學校－中國科學院上海科學研究所。他也從這時候開始寫書，在超過四十餘本的著作裡，包括有中國的現代化、管理學和哲學等。1980年代，他開始踏入政壇，成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員。他也加入了民主同盟，這是一個由知識份子所組成，追求改革的小型政黨。雖然反對黨在中國的權力很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們在國家的文化及學術發展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十一歲的時候，馮波被送到一所寄宿學校，他在上海回教學校住了六年。這間學校在這個地區是首屈一指的，每個月的膳宿費用要花費3元，每學期的學費他的父母親還要再付5元。每間房間住八名同學，有三年的時間，馮波和沈保軍（Shen Baojun）睡隔壁，他和馮波一起打破玻璃，同時也因為他們的惡作劇，差一點被學校趕出去。事實上，馮波很少讀書而且應該被開除，他留在學校的唯一理由是因為馮之浚。儘管馮波是一個很差勁的學生，他的父親是回教學校中最卓越的幾名畢業生之一。反之，馮濤則是一個模範生。馮之浚經常替馮波辯解。「父親告訴人們我會改變的，他總是保護著我，」馮波說，「人們總是認為我是怪胎，但他不會。」
大部份的週末，馮波會騎四十分鐘的腳踏車回家探望父母，因為馮之浚已經開始在省政府工作，所以這時他們住的是上海一層新的公家樓房。馮濤週末時也會從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回到家中。馮波十七歲時，馮之浚已經成為民主同盟的副主席。三個月後，他畢業了，但是因為成績太差，所以他無法進入大學就讀。他曾經嚐試進入旅館學校，那是他的家人認為他能獲得成功人生的最後機會，但是也失敗了。父母親對於缺乏目標的馮波十分灰心，他有滿腹的理想，但是卻不知如何是好。對於能或該做什麼事情，他沒有判斷的能力。
1985年，馮之浚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衝擊影響，這時西方的思想正一點點滲入中國，耐吉和萬寶路也變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徵。許多的文化已經受到傷害，馮之浚告訴馮濤和馮波要努力為中國工作，同時「保存自己的文化」。那時，他正準備送他的兒子出國。那時，因為毛澤東將中國的高等教育都去除了，所以他們這一代的中國學生只有在西方才能取得最高學歷，當馮濤從著名的哈爾濱大學畢業後，馮之浚就送他到多倫多大學繼續讀研究所。
文化大革命後，馮之浚曾經以上海市代表的身份，陪同國外要人組成代表團前往美國訪問。在水門事件的醜聞案後，他到訪華盛頓特區，非常震驚於看到美國總統不是對權力結構負責任，而是必須對人民負責。在這次的訪問之後，馮之浚在美國認識的一個朋友的同事王安琴（Agnes Wang）在1987年拜訪北京時，經由介紹認識了馮之浚。王安琴是一位在加州馬林郡開業的心理醫生，兩人成為了好朋友。王安琴離開中國之後，她說如果馮之浚的小兒子願意前往美國，她可以提供寄宿的幫助。馮之浚和董麗惠認為這對馮波來說，是一個救命的機會。過了一陣子，王安琴就接到了一封信，馮之浚告訴她馮波決定到美國。馮波在中國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馮之浚盲目地希望他的兒子到美國能夠找到自己。少了學校的優異成績，是很難取得離開中國的簽證。然而王安琴的出面保證終於讓馮波在1987年10月23日到達了美國舊金山，那年他十八歲。
王安琴到機場接馮波，開車帶著他經過金門大橋，抵達加州馬林郡的聖傑洛尼摩（San Geronimo）鎮。她的房子是用杉木做成，被牧場中的馬匹和放牧的牛群環繞著。她將馮波安置在安靜的二樓臥房中－生平第一次，他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就在她的心理治療辦公室樓上。馮波說當他獨自坐在房間時，發覺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說我的世界整個翻轉過來是不精確的，它已經超出任何你想到所能形容的話語。」
由於馮波的英文不好，所以除了王安琴之外，能夠談話的人並不多。這裡也沒有公車，所以他沒有辦法到舊金山拜訪中國朋友。他在馬林郡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他在馬林郡的大學註冊學習英文，做為第二種語文。到學校的第一天，他穿著唯一的一套衣服，一件太緊的白襯衫和一雙黑色的粗皮鞋。其他的人都穿著T恤和牛仔褲；馮波覺得非常尷尬與困惑。
一年後，當馮波十九歲時，王安琴為他辦了一個生日宴會。她邀請了她的家人和他學校及工作上的幾個朋友來參加。這是他生平第一個生日宴會。在中國，這麼奢侈的事情是無法想像的。王安琴說，「他看起來非常不知所措，因為他的感覺被親切、溫柔和開放溝通所佔據」。
後來，王安琴搬到了聖安瑟莫（San Anselmo）附近的一個小房子中，聖安瑟莫是森林中另一個寂靜的小鎮。馮波在一個中國花園餐廳中擔任餐廳雜役，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辛苦地賺取15元。他在一家中國和日本餐廳找到另一個工作，他從一家餐廳廚房到另一家，洗魚、切魚、煮飯、擺餐桌、清理餐桌、點菜、外賣和洗盤子。
當他不用上學或是工作時，他喜歡待在咖啡廳中。在那裡他可以努力地看紐約時報，同時也能夠有機會與顧客和員工交談。最後，他的英文程度終於能通過考試，開始上一般的課程。藝術課程，特別是攝影和電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們教導我一種我從來不知道的表達語言」。他那時的照片所描述的就是孤獨。有一張照片中，是由昏黃的燈光和鐵鑄的板凳構成，相當美麗，但是給人一種強烈的感受。因為椅子是空的。他在攝影美術方面開了一次個展，題目是：尋找。
馮波在密爾谷（Mill Valley）的一家傳統的日式燒烤餐廳Robata Grill做過侍者，並且用他的薪水投資了他第一部的八厘米電影。當他的英文日益精進，他閱讀，並和沙特（Sartre）、卡謬（Camus）以及他最喜歡的作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degger）對話，地點就位於聖安瑟莫的紐窩咖啡（Cafe Nuevo），他稱那個地方為「存在主義的巢穴」。
馮波很想念他的家人，但是現在他的腦海中只有影像、構想、創造藝術的能力，以及他的新朋友們。中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模糊的夢境，直到1989年春天。